翻译

封面图片：梵蒂冈叙利亚手稿，编号110 翻译到底是对原文的解释还是能“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思？ 一次博士方法论课上，我提到，译本也是对古代文献的解释，正如现代学者阅读古代文献时，都不可避免地产生自己的理解。然而一位语言学出生的博士生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说一个词的基本含义以及在特定语法的构建上基本能确定原文的意思。他举了一个水的例子，除了读音和写法不同之外，在任何语言中，水的基本含义不变。然而，当我们提到更为抽象的宗教概念——太一、道时，这种例子就不适用了。 翻译的困难不仅在于能读懂原文，通语法，了解字词和句子的基本意思，也在于对其所处理文献的历史、背景和思想的把握。比如，让一个懂希腊文，学希腊哲学的人去翻译后期的教父和灵修著作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因为他会倾向于把教父对一些字词的理解等同于某些哲学家的理解。并且，即或两个同样读神学，研究教父出生的人翻译同一本教父著作，也不见得尽然相同，因为他们在阅读原文时会产生自己的理解，并且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翻译。所以说，一个译本在多大程度上能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思是很值得商榷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和合本中，将希腊文的πίστις翻译成信心，而思高本翻译为信德。信心显然较少地暗示需要有行为出来，而信德却有很强的践行味道。 再比如，在翻译马太福音11：12节时，和合本是这样翻译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而思高本是：“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以猛力夺取的人，就攫取了它。” 哪一个更需要努力进入，显然是后者，并且这里思高本的翻译更符合原文（βιάζεται）的意思。因为原文就是暴力，猛力，强力的意思，可不只是努力那么“轻松”，这节经文是教会早期灵修传统的一大动力，但在和合本中却被严重淡化了。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知，不同的神学理解会影响译者对圣经的翻译，同样，一个译者必然不可避免地将他的神学视角渗透到他的译文中。 没有述而不作这码事，翻译也是一种解释 从这个角度看，翻译是无法等同于述而不作的，甚至述而不作本身就无法成立，这是文本传递和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难道孔子编辑周易，左传的过程中没有把他自己的理解加进入去吗？傻子才信他是在述而不作。他其实是借着述，作他自己对早期文献的理解，然后把这种理解传递给后人，这种理解后人称之为儒家（虽然儒家也有好多种，这里不再详述）。 尽管笔者以前也看翻译为述而不作，现在不这么看了。因为翻译不可避免地会对原文进行自己的理解和解释，他的这种理解当然会影响读者的理解。所以，读者须知，不可将译文与原文等同，一个译本虽然能普及某方面的知识，但在很多层面都是经过译者加工和理解过的产物。读者就算认同译者的翻译和理解，也要理解这层差异的不可避免性。 例如，笔者在翻译教父灵修著作时，将希腊文νοῦς翻译为心灵、心神或心智，极少翻译为理智，灵智。我这样翻译是有理由，因为以心为中心的人论是叙利亚传统对东方教会灵修的贡献，笔者就采用了这种人论。至于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翻译，没关系。如果他自己不服，他可以按自己的理解再翻译一个版本。 因此，笔者认为没有所谓完美的译本，没有哪一个译本能“完美”的传达原文的意思。同一本教父文献，多几个翻译的版本是一件极好的事。因为不同译者的视角和理解会给读者（甚至对原文）带来更丰富的感受和知识，这是好事。 有人可能会问： 既然翻译是一种解释，那么开始时可以不翻译，直接著书立说吗？ 答：不建议。著书立说当然有其好处，让人们一下子了解一个领域（虽然了解的是该学者的解释）。然而就学术研究的先后次序而言，是从原文编辑和翻译开始，有时面对一门从没见过的古代语言，则需要从破解该语言开始。缺少了原文编辑和翻译的基础工作，学者就如同无米之炊，说话就缺少了根据。 所以，尽管我们通过学习英法德等西方语言有幸获知不少东方教会传统的学术前沿与翻译，但按照学术研究的先后次序，以及为普及东方教会传统的缘故，从原文翻译（有从英译本翻译的，当然也好了）仍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 鉴于东方教会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属于开始阶段，笔者以为从翻译而非著书立说开始更合适。笔者所指的翻译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学习原文，从原文翻译东方教会早期文献，第二个层面是从英、法、德、俄等现代语言翻译西方著名前沿学者的学术性专著。

封面图片：梵蒂冈希腊文手稿，编号544. 问：那么我们如何判断一个译本的好坏，有没有判断标准呢？ 答案是肯定。一个译本质量如何也要从学术和静观操练上来看。 学术上：是否从原文翻译；译者是否具有专业背景；译本是否具有基本的学术规范 从学术上来看，可以根据以下三点来判断一个译本的好坏。 一、通常来说，从原文翻译要比从英译本、法译本等其他语言的译本翻译更好。 从原文翻译的译本相对来说要比二翻的好，这个道理是毋庸置疑的。不幸的是，目前，就国内的出版状况而言，尤其是与东方教会相关的翻译，大多是从英文译本翻译过来的二翻作品。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推广普及的权威性上，都表达了从原文翻译这些译本的必要性。 二、对于翻译东方教会早期文献而言，译者最好是神学专业背景——尤其是研究东方教会传统——出来的 通原文是一个方面。译者是否具备相关领域的专业学术训练也很重要。以翻译东方教会早期文献为例，读神学出生的人就要比读哲学或历史出生的人更适合翻译早期教会文献。几年下来相关领域的学术训练会让译者无论在知识储备、学术前沿和一手材料的熟悉上都更胜一筹。 然而，就目前出版界而言（不提现今出版这方面的译作有多难了），凡出版的译作，鉴于目前国内的局势，神学专业出身的学者寥寥无几。据笔者有限的了解，很多基督教文献的译者多是从哲学部门转过去的，基督教的研究是哲学的附带产品，更不要提神学是哲学的巅峰了。 而对于叙利亚传统的翻译，笔者更是未曾耳闻（除了敦煌和吐蕃出土的叙利亚，粟特语和回鹘语文书外）。 第三，具备学术规范的译作要比好于没有规范的译作 所谓学术规范就是告知读者一切与该译本相关的信息。比如说， 告知读者你为何要翻译这部著作——一般称为缘起或序言； 你基于哪些版本版本翻译的——让读者知道译本的源头； 译者是否针对中国读者写介绍：介绍这本书的时代背景，成书时间，作者因何种原因写的这本书，该译作的学术研究史，手稿校勘传统等。 让读者知道译者对某些字词的理解，并愿意诚实地把翻译过程中自己的疑惑一并告知读者——一般情况下这是通过注脚或注释来完成的； 凡例——告知读者翻译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和标准 此外，参考书目，附录和索引，人名地名表等信息也要一并告知读者 以上的学术规范都是基于学术的基本精神：追根溯源，保持严谨诚实。如果不做到这些点，就会让读者迷惑，这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表现。笔者见过一些有关东方教会的、尚未出版的网络译作，能看出他们花了很多时间翻译，但都普遍缺少学术规范，这实在可惜。 此外，译者的中文功底是否深厚也是判断一个译作质量的标准之一。如果译者翻译出来的文章让读者味同嚼蜡，就无法视之为一个好的译本了。 灵性上：是否是信徒；是否有信仰生活 以上三个学术上的标准为判断一个译本质量打了很好的基础，然而从静观之路的角度看，一个译者在翻译早期教会文献时，若缺少基本的信仰生活，这个译本的“灵性”是会打折扣的。 对于翻译基督教文献而言，在学术基础趋同的状态下，虔诚基督徒，甚至修士的翻译当然要比非信徒，甚至异教徒（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来得好。因为非信徒虽然阅读了原文著作，甚至产生了正确的理解和知识，但心里对教父们教导的信服程度是有保留的，就是说，他并未全心信服，把这些教导当真——如果当真，他就不会不信了，即或他在思想上认同，但在心灵深处并非真信，更别提其个人信仰生活（定期参加教会礼仪，领圣餐，读经祷告，禁食克己等）了。 这种“保留”的态度当然会影响他对教会文献的理解和视角，因此他们翻译过来的译本，即或思想和译文正确，但由于信仰的缘故，文字下面的“灵性”视角和精神几乎是难以窥见的。对于这种译本，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评论是适用的，他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太23：3） 笔者曾听一位长老分享译者的最佳身份是修士。他说得不错，修士不但能在学术上很容易长进，在灵性上也是可效法的榜样，是做翻译的最佳人选。 因此，一个好的译本不但在学术上有要求，而且在灵性上对译者也提出了要求。学术上是有目共睹的，基础性的；而灵性上的则以有虔诚生活的基督徒为佳。笔者虽然是信徒，在学术上算是稍有预备，但在灵性上是一无所成的。 愿上帝成全这工！

若我的译作被更优秀的翻译取代，我将喜极而泣 记得有一次看人采访陈佩斯，谈及他对喜剧行业的未来。他说（大意是），如果有一天喜剧行业大师云集，出产了许多更优秀的作品，以至于人们忘记了陈佩斯这个人，那他将十分高兴。 照样，传承大公信仰，翻译早期教会文献也是如此。我并不认为自己的翻译有多好，我期待更多更好的译作出现，即或有人再次翻译我曾译过的作品，我认为是极大的好事。 如果我翻译的《爱神集》将来有十个译者翻译了十个版本，这些译者翻译的版本都比我好，以至于人们忘记了我的翻译，那我将喜极而泣。我要感谢上帝，这实在太好了，有如此多的人翻译同一部作品。套用《脱口秀》的一句话，这个行业起来了，我的喜乐将无以言表。 为什么翻译如此重要呢？因为翻译能敲开心里那属灵的空间 有物理的空间，有心里的空间，一个概念或主义一旦在众人心里扎根形成，就能随之形成一股风潮，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波士顿学院学习时，我上过一门丝绸之路的课。这位导师最喜欢的概念就是空间（Space）。在课程快结束时，我意识到丝绸之路是一个过分简化的概念，发生在其中的历史远比简单的商贸路线复杂。虽然这个概念是一百多年前的西方学者提出的，影响却十分深远，对当今中国尤其如此。中国现今学术的一个中心就是围绕着丝绸之路的两大地点——敦煌和吐鲁番——展开的，更不要提我们耳熟能详的新丝路了。 照样，在我们心里有一片属灵的空间，在那里住着的不是什么主义，也不是什么单纯的概念，而是圣灵——上帝本身，就是借着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之名的洗礼而降居心田的那位。因此，路加福音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人心有一片属灵的空间，那里只属于上帝。我们在那里与上帝相交，密契，人若不进入这片空间，心灵就无法得到安息。然而我们把它荒废了，心灵跑到外面闲逛。闲逛的结果就是世俗化，就是理性主义充当上帝，从此上帝沦为一个思考的概念，而非真实相交的三一上帝。 倘若我的译作能为这片属灵空间开一扇门，让读到它的人瞥见里面的一抹圣光，知道自己有多么需要回到那里，回到他最初的家。那么我的翻译就没有白费。 我们要借着翻译研究为这片属灵的空间铺路，借着回归大公传统，走静观之路（请见笔者专文《论学术的有限性，以及为何要走静观之路》）切实地走进这片属灵的空间，我们这个世代的灵性才有一个质的变化。 只有走完了这几步，我们才会看见《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有深度作品，也不会只是怀念鲁迅了。我们也会看到它在翻转整个社会的面貌，我们看艺术作品时，不只是想起佛道，而是上帝；孩子上学时，不用再担心有人混淆他/她们的性别；甚至连建筑风格，商品，面包，节日都让我们想起上帝的奇事… 那时，我们真可以像使徒时期的教会一般，为了与主联合，到达上帝那里，甘心摆上一切，坚守品德，与周围的人形成鲜明对比，叫众人真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叫他们惊叹我们的坚忍和品格，从而转信真神。1 参见：德尔图良《护教篇》涂世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第68-70页。亦参见：克莱门等著，《使徒教父著作》高陈宝婵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 这两本书能窥早期教会基督徒风貌。 ↩︎